海内外都在盯着中国投资的走向。这事儿到底怎么看？背后的逻辑有啥大变化？三里河请来权威专家，把脉投资大势，回应市场关切。今天这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的署名文章，题目叫《扩大内需仍需公共投资挑大梁》。
说白了，扩大内需的关键，就是用强有力的外力，打断收入、支出、预期和信贷之间的恶性循环。回顾过去，管用的招儿就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短时间内把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拉上去，成功破局，让市场重回正轨。这些投入不光扩了内需，还对民生、产业升级、生态环保起了关键支撑作用，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基石。
到现在，公共投资依然有大戏可唱，既能挑大梁，又能给未来打地基。靠举债来增加公共投资，非但不会放大风险，用得巧了，还能降低风险。 先看为啥公共投资是关键外力。内需不足时，企业、居民、政府都捂紧钱袋子，收入涨不动，支出也省着花。
这就容易掉进负向循环的坑：一家子省钱，另一家子的收入就少了；大家都省，全社会的收入就往下走，还会越滚越大。这是典型的市場失灵，光靠市场自己缓不过来。扩大内需，就得靠外力打破这个死结，帮市场回血，恢复活力。
公共投资就是那根救命稻草。它有两个市场自发力量比不了的特点。第一，政府拍板，不用跟着“收入降了就少花钱”的老规矩走。第二，能在短时间内砸出大笔支出，迅速抬高企业和居民的收入，硬生生扭转下行的势头。历史上就有不少例子。
1998年，国家推高速公路网建设，帮着经济走出了低谷。2008年，四万亿基建投资出手，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里率先V型反弹。2015年，支持棚改，带火了房地产和信贷，又解了一次围。 公共投资一加码，全社会收入明显回升，劳动者的钱包鼓了，消费也跟着涨起来。
别以为公共投资和消费是抢饭碗的关系，其实它们是互相带着跑。需求不够的时候，用公共投资修补市场的毛病，帮市场找回节奏，这恰恰是让老百姓收入和消费长得最快的药方。 我国公共投资的空间，还大得很。电力、燃气、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这些基建，咱们投了不少，进步也很大，好多地方已经追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但这不代表没地方投了。为了改善民生、升级产业、保护生态，要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增量方面，教育、文化、体育、地下管网、城市道路这些领域，还有大把空间。咱们人均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的数量，跟发达国家比还是差一截。
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区，有1.1亿流动人口没法在当地安家，当地政府缺保障房，也缺教育和医疗配套，这里头的投资缺口不小。 存量方面，咱们以前更爱搞新建，对老设施的维护、修缮、重建不太上心。几十年下来，攒下了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家底。
这里面相当一部分，在安全、效率、便捷上都有提升余地，得靠新增投资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公共投资干的活儿，专治那些老百姓和企业急需用钱、但自己掏钱也解决不了的难题。仔细瞅瞅日常生活，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
只要心里装着服务民生、服务企业的念头，就不愁没项目可投，没事儿可干。 再说举债的问题。国际上有个数据，过去二十年，发达经济体全社会新增债务里，政府占约49%，美国是58%，日本高达74%。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新增债务占比大概34%。
这里的政府债务，用的是国际清算银行的口径，不光算法定债务，还包括一部分地方隐性债务。从市场对政府债券的热情看，国内外投资者都觉得挺安全，说明大家并不普遍担心政府整体债务撑不住。有些地方的隐性债务确实吃力，但这不代表政府整体已经借过头了。
经过几轮置换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规模降了不少，但底子还是厚，很多地方靠自己那点财力，连本带息都还不上。靠加大公共投资和降低政策利率这些逆周期手段，修复市场失灵，激活市场活力，能通过提高地方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抬升平台公司收入和资产估值、压低融资成本这几条路，减轻地方平台的债务压力。
假以时日，至少人口流入和经济发达的地区，隐性债务的困境有望松绑。 有人怕宏观杠杆率高，想着尽量少借钱，这样债务率就能降，风险也就小了。对个人或企业来说，这招大体没错，少借钱不影响收入，债务率自然下来。
但对整个国家来说，情况完全不同。全社会债务增速一旦降下来，通常收入增速也会跟着掉，债务率可能不降反升。2002到2025年间，我国债务增速和债务率的相关系数是-0.49，债务增速慢，债务率反而高。美国、欧元区、日本也是这路子，近年债务扩张快，债务率却慢慢降，两者呈负相关。
这说明啥？政府借钱搞公共投资，带动全社会收入往上走，我国的债务率大概率不升反降，偿债能力更强，风险控制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