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一份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的文件（业内常称"港版首份五年规划"）随新一届施政报告一并面世。

冠以"首个"二字，本身就传递出不寻常的信号。在此之前，特区政府治理主要依靠年度施政报告来引领方向。在观察者眼中，推出跨五年的系统规划，表明香港正试图跳出短周期施政惯性，转而以中长期视野统筹应对结构性难题。

特区政府反复向外释出规划的真实意图。就在文件发布的前一天，行政长官李家超面对记者明确表态："五年规划绝不等于搞计划经济，它的角色是为全社会指明战略走向、锚定发展目标、划定重点领域，相当于未来五年的执行路线图。"再往前追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也曾强调，规划的目的"绝非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而是要"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具确定性和透明度的发展参照系"。

更深层的转向藏在文本措辞里。该规划将自己定位为"主动衔接国家战略部署、深度嵌入并服务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安排"。从时间节点看，它恰好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同批出台，不少媒体将此视为香港正从被动承接国家蓝图的"跟跑者"蜕变为共同绘制战略图景的"主动参与者"。

于是两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驱动这一转变的动因是什么？又将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

一个显著趋势是，香港正在重返全球都市竞争的顶端位置。

今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一系列关于香港的统计数据引发广泛讨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位列全球第三；港股IPO募资额同比翻了两番，稳居世界第一；经济自由度蝉联榜首，世界竞争力重回全球前三；注册地在境外或内地的母公司所设驻港机构突破万家，刷新历史纪录；全球人才吸引力排名大幅攀升至第四位、亚洲首位。

香港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提出了更具野心的愿景。这份首份五年规划明确提出，要持续巩固全球金融中心及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国际领先态势。就前者而言，此前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给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表：预计两三年内，香港有望 overtakes 伦敦，坐上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的交椅。

将目光拉回几年前，"失落感"几乎成了彼时香港的标签——GDP增速、金融中心评级等多项核心指标相继被赶超，大批跨国企业将亚太总部迁离，甚至连续数年录得人口净流出……

那么，这场"翻身仗"是如何打出来的？一个关键变量在于与祖国大陆的关系重塑。

在港交所那面"锣都不够用"的铜锣墙前，敲响上市钟声的主角绝大多数来自内地。统计显示，2025年全港119宗IPO交易中，内地企业贡献了106宗，占比逼近九成。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剖析道，"A+H"双重上市架构形成了强劲牵引力，促使港股的功能重心从早年主要承载内地民营新经济企业赴境外融资，升级为服务内地行业龙头进行国际配售与流动性管理的平台。

来自内地的资金洪流也在重塑香港作为财富管理重镇的格局。

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出炉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揭示，截至2025年末，香港跨境资产管理规模已攀升至2.95万亿美元，历史上首次将瑞士甩在身后，登顶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平台。据该行测算，其中大约六成体量源自内地客户。该行同时预判，伴随亚洲地区财富的高速膨胀，到2030年香港与瑞士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至近6000亿美元量级。

两地之间最直观的纽带，体现在人口的频繁往来上。

据统计，2025年全年到访香港的游客总量达到4990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2%。预计当年与入境观光直接关联的消费总额将达到2381亿港元，同比增幅约一成。经由香港中转前往内地的海外旅客占比逐年走高，2026年上半年已突破两成关口。

把镜头拉近到港深一线，今年头八个月，通过深港各陆路口岸往返的香港居民出入境总人次达1.325亿，同比增长9.4%，双向人流依旧活跃。外部观察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港深之间一种高频次、日常化、颗粒度极细的生活圈与产业链融合半径正在加速成型。

香港与内地互动的持续深化，与特区政府的姿态演进形成了共振。

据新华社消息回溯，2020年，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时打破了以往开篇即谈民生的惯例，改以宏观政治议题切入，全文提及"国家"多达52次、"大湾区"出现45次。次年施政报告则正式写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表述。

此后，融入的节奏明显提速。2022年，李家超宣布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委员会"，专门就香港如何衔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及大湾区战略编制行动方案，推动多领域协作落地；到了今年，他更进一步提出香港要"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全局"，并明确喊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北部都会区长期以来被视为香港与内地深度对接的"试验田"。

在这份首份五年规划正式发布前夕，特区政府特意组织了为期两个月的公众意见征集。咨询文件中，北部都会区的建设被置于整部规划的首章，这一编排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北都已升格为香港未来最重要的增量战略空间。

实际上，北部都会区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2021年的施政报告。时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宋丁的分析指出，北都被赋予了双重使命——既要从根本上纾解困扰港人多年的住房困局，又不能局限于本地事务，而要构建"双城三圈"框架，推动与南侧紧邻的深圳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

然而这也迫使港府必须正视一个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痼疾：香港经济发展长期呈"南热北冷"态势，产业与就业岗位高度集中于南端，北部广袤地带却大面积处于闲置状态。彼时，港方为北都建设划定的工期是"未来二十年内基本建成"，时间跨度相当漫长。

图片来源：《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

过去几年里，行政长官李家超曾在多个公开场合以"心急如焚"来形容对北都建设提速的迫切期待。而在深圳一侧，前海、河套两个片区先后获得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为与北都的联动做好了制度铺垫。

今年，这片曾被舆论诟病"推进过缓"的土地终于迎来了标志性节点——首个"片区整体开发"试点项目的公开招标结果揭晓，历时五年后真正迈入了"收获期"。

迈入全新阶段，这份五年规划还为北都描绘了新蓝图：规划建设北都大学城，借助"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拉动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电子技术等前沿产业集聚。此举一方面旨在弥补香港实体制造的结构性短板，塑造全港"南端金融、北端科创"的双引擎格局；另一方面则将北都打造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服务和嵌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核心载体。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主动向内地靠拢、与大陆发展节奏同调，背后更根植于本地深层的转型升级压力。

当下，香港经济仍面临多重掣肘。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学者指出，香港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在相对削弱，而新一代增长引擎尚未真正成形。

拆开来看，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正遭遇周边及区域城市的激烈角逐；制造业根基薄弱、新型工业化进程滞后又拖累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步伐，由此造成产业结构失衡，继而向就业质量、收入水平、青年成长等民生领域传导压力。

从这份五年规划的文本可以读出，香港已不再安于坐享既有金融中心红利，而是将"推进新兴工业化"纳入新的发展主轴。单凭一己之力显然难以破局，正如郭万达等人所言，必须强化与内地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协同，通过优化港澳居民在内地创业就业和生活保障的政策配套，进一步打开发展空间天花板。

以香港所长补内地所需，将成为增强两地合作韧性与黏性的关键抓手。

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判断认为：当下的香港，早已脱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个仰赖转口贸易和西方资本溢光的旧角色。在国际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下，香港正在经历一场从"西方向东方的通道"向"中国连接世界的国际金融枢纽"的历史性身份转换。凭借成熟的普通法体系、资本自由进出机制、高水平专业服务能力以及与国际规则的无缝接口，香港的比较优势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实现了质的跃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家超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两个比喻刻画香港在国家棋局中的独特角色，强调香港不能仅仅扮演"接线员"的角色，更要"输出服务、创造附加价值"。

而增值服务的一个核心落点，正是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与之呼应的是，近几年内地企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出海浪潮，且越来越多的尖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