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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 立方大家谈专栏撰稿人

（本文转载至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9月19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全球格局重构"为主题，阐述了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分析。

他指出，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结构性失调，亟需进行新一轮调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逾八十年间，世界人口翻了两番有余，由25亿人攀升至81亿人。

这一变化使得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阶层间的对立不断升级、财富分配不均已成为全球性通病。

他所指出的这种失序状态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既体现在单一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更反映在个体层面的贫富鸿沟。

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失衡格局中，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乃至压力来源。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总量中的比重，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约2%跃升至如今的近18%；与此同时，也必须正视债务持续扩张、地区发展落差、社会"躺平"情绪蔓延以及新生儿数量急剧下滑等深层挑战。

当前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债务支撑。近五年间，中国政府负债总额累计增幅达106%，同期GDP累计增长率仅为35%，前者约为后者的三倍。

针对如何化解上述失衡难题，李迅雷表态支持政府适度借用外部资金，但他强调这必须以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基本前提。

此外，他对本轮美联储紧缩政策的实际成效持保留态度。他分析称，以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之所以奏效，根源在于美国经济本质上是消费主导型。换言之，利率上调推高融资成本后，消费者主动缩减支出，物价随之回落。

然而当下情形已发生根本转变：美国企业端资本投入大幅膨胀，投资重心明显向科技领域倾斜，尤其是那些大规模扩产的AI公司利润率极高，对利率变动几乎无感。在此条件下，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的实际约束力很可能被削弱。

以下为李迅雷发言的核心要点整理：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调

中国高速发展使其成为多方施压对象

主持人：您如何解读"全球再平衡"这一概念？

李迅雷：让我简要陈述自己的看法。

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失调状态，因此必须走向再平衡。这不仅仅是结构错配的问题，还叠加了周期性下行风险。

为何会出现经济收缩？为何全球市场的波动性持续加大？

我将其归因于和平期过长。纵观历史，全球经济秩序的修复往往借助战争手段完成。而二战至今已逾八十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属于极为罕见的超长和平周期。在此期间，全球人口激增两倍有余，从25亿膨胀到81亿。长久的和平使既有规则未被打破，群体间的摩擦反而愈演愈烈，财富极化成为全球普遍趋势。

因此在我眼中，当前的失衡是多维度、跨层级的——涵盖一国之内各区域的差距、各国之间的实力博弈，以及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的严重偏斜。

在国际层面，地缘政治对抗尤为突出。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何以沦为各方围堵的目标？核心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量膨胀速度过快，制造业竞争力持续增强——这对中国自身而言当然是利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2%左右，如今已逼近18%。作为二战后崛起最为凌厉的经济体，遭受外部遏制打击在所难免。

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我们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结构性矛盾。

例如债务规模的持续膨胀、东中西部发展落差、青年群体"躺平"心态扩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等。

第四个维度则是国际信用体系的松动。部分西方国家开始将此前存放于美国的黄金运回国，对美债安全性和美元信用均流露出疑虑。加之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债务扩张，系统性风险不容忽视。

中国仍有加杠杆余地

但居民部门去杠杆才刚刚起步

中国经济增速固然亮眼，但债务积累速度和宏观杠杆率已超越美国，高于发达国家均值，目前仅次于日本。我们同样需要审视增长背后的成本与代价。

近五年中国政府债务累计增长106%，同期GDP累计增长35%。这意味着政府负债扩张速率是经济增速的三倍。

不过我也认可中国仍有进一步扩大政府债务的空间，理由在于：中国加杠杆并未触发通货膨胀，经济长期运行在低通胀区间。

在这一模式下，尽管债务使用效率偏低，但总体举债天花板依然较高，当前面临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

反观美国，其无法继续大幅举债的原因在于通胀水平居高不下。虽然美国宏观杠杆率低于中国，但其债务结构以政府为主体——本质上是以政府加杠杆替代居民加杠杆，政府借债刺激居民消费。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三大部门（政府、企业、居民）同时在扩张债务。但若拉长周期来看，居民部门实际上已进入去杠杆通道。

因此我判断，现阶段中国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才刚拉开序幕，而非即将转入新一轮加杠杆周期。

在此情境下，只有政府继续承担加杠杆角色，方能维系宏观经济的基本均衡。

步入人工智能纪元

中美协作方能破解全球困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是对外的认知塑造。

过去四年里，中国出口增速其实并不像表面感知的那样迅猛。事实上，近十年中有五年跑赢全球平均，也有五年落后于全球。

特别是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累计增幅为45.6%，落后全球48.8%的增速3.2个百分点。

当前正值AI浪潮开启之际，国际经贸环境有所回暖，各大股市走势强劲。

无论是欧美市场、日韩股市还是中国台湾地区，在这一轮被视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我认为应当倡导深化全球协作，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协同。两国产业天然具备互补性，唯有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失调与下行风险。

紧缩政策效力或受限

补充一点，我对美联储本轮加息的最终效果持审慎乐观态度。

过往紧缩周期之所以高效，根植于美国消费驱动型的经济结构。但自去年起，美国企业资本支出急剧攀升，投资端明显提速，而投向电子半导体等领域的企业产品定价权极强、毛利率丰厚，对利率信号反应迟钝。

基于此，我预计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大概率会被稀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政策建议都应建立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之上。在开出"药方"之前，应遵循高层确立的新发展范式，即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

眼下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内循环运转受阻，外循环相对顺畅。内循环不畅的具体表征为固定资产投资走弱、终端消费增速放缓。

究其深层逻辑何在？

精准定位病因方能对症下药。高层已明确提出"投资于人"的方向，我个人更倾向于通过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激活消费需求。

呼吁中央财政增发国债

同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即意味着增加政府借贷。借此机会抛个引子，恳请各位前辈指正。

李迅雷：首先表明我对此持肯定态度，但附带一个关键前提——必须同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在我看来，西方对中国的主要质疑集中在金融体系开放程度不足这一点上。因此，债券到底能发行多大规模，我心中仍存疑问。

据我了解，截至今年七月，熊猫债的累计发行量已突破去年全年水平，表明海外投资者的认购意愿正在升温。

然而，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份额尚不足2%，占比依然偏低，我忧虑实际需求能否支撑更大规模。

从国内角度看，经常账户维持顺差，但资本与金融账户长期呈逆差态势，去年逆差规模约达8000亿美元，外汇整体仍处于净流出状态。

货币信用的巩固与其开放程度高度正相关——开放度越高，该币种的国际信誉就越强。

其次看流动性指标，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货币，当前全球占比约为6%，较此前已有改善。

但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GDP全球份额相比，这一比例仍显不相称。

综合来看，这一路径值得探索，但最终能否触及十万亿元级别，我仍持保留意见，不过对这一方向本身我是支持的。

（李迅雷现任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